特邀报告

 
 
Lars-Göran Nilsson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Stockholm University and Stockholm Brain Institute)
 
  I was born on a farm. The idea was that I should take over the farm when my parents retired. My school teacher, when I was 12 years of age, suggested that I should study. My parents were flattered and approved. I went to high school at the nearby town of Söderhamn and then to Uppsala University. The studies went very well. I received my PhD in 1973 and became professor of psychology in 1980 at Umeå University.
 I was elected as a member of the 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Sciences in 1989 and I became professor of psychology at Stockholm University in 1994. I have supervised 37 students to a PhD exam. I have published more than 500 articles in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journals. I have been the Editor of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and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Cognitive Psychology. I am currently the Editor-in-Chief, together with Professor Kan Zhang, for the new Chinese journal PsyCh Journal.I have received several awards and honors, among these are that I am honoris doctor causa at University of Turku, Finland and Umeå University, Sweden. In addition to being elected to the 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sciences, I have been elected to the following scientific academies: The Finnish Academy of Letters and Sciences, Academia Europaea, the German Academy of Natur Wissenschaften, and the Skyttean Academy of Sciences. I have also been awarded a Honorary Professorship at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Although I have reached retirement age, I still continue (at 100%) with my professorship at Stockholm University.

 
Is dementia inevitable?
Lars-Göran Nilsson
The prevalence of dementia is two percent among those who are 65 years and older, 20% among those who are 80 years and older, and 50% among those who are 90 years and older. It is also well known that people in most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become older and older due to increasingly improved health care in these countries and to people’s realization of the importance of a healthier life style than previously was the case. Given the prevalence rates of dementia mentioned and the fact that people become older and older, the question is whether those who live to become centenarians. A centenarian is a person, who becomes 100 years of age or older. A super-centenarian is a person who has lived to the age of 110 or more, something only achieved by about one in 1,000 centenarians. Even rarer is a person who has lived to the age of 115 years of age – as of July 2013, there are only 30 people in recorded history who have indisputably reached this age. In 2012, the UN estimated that there were 316,600 living centenarians worldwide. The presentation in Nanjing will discuss whether dementia is inevitable for persons who will become centenarians or super-centenarians. The presentation will also include discussions about risk factors for dementia as well as possible protective factors for becoming demented. Some of the risk factors for dementia are known since long (old age, the gene allele ApolipoproteinE epsilon 4, and unhealthy life style). A new risk factor has recently been discovered in our own laboratory, namely air pollution. These risk factors will be discussed. Potential protective factors for dementia will also be discussed, including life style, social networks, parental age of death, possible genetic factors. The presentation will finally discuss the issue of trying to early identification of individuals at risk for dementia for possible psychological or medical treatment long before the clinical diagnosis of dementia. 




江光荣
(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江光荣,男,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大学心理辅导专业,师从著名心理辅导专家林孟平教授。现任:中国心理学会理事,教育部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专家委员会成员,中国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与心理咨询分会上任会长,中国心理学会学校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理治疗与心理咨询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心理学会临床与治疗心理学专业委员会人本心理咨询与治疗学组组长。
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临床心理学(心理咨询与治疗)、学校心理辅导和心理健康教育。近年取得较大进展的研究主题主要有:(1)中国中小学学生辅导模式研究,在系统研究美国和台湾、香港的学校辅导模式基础上,根据中国学校独特的班级制度和学校实际情况,提出“班级为本”的学校辅导模式,并对其理论基础进行了系统研究。(2)心理求助行为研究,针对心理求助率低这一世界性现象,探求其原因。提出心理求助的“阶段 -- 决策模型”,并进行了初步验证。(3)心理咨询与治疗过程研究,主要集中于咨询会谈过程中影响效果的因素探索,提出咨询会谈深度的一个三维模型并进行了验证。(4)大学生自杀的心理解剖学研究,采用心理解剖学研究方法,深入探讨大学生自杀的真实原因,对大学生自杀的原因、类型、及自杀前的现象学状态得到了一系列原创性的发现。(5)青少年自我伤害行为研究。对青少年尤其是中学生阶段青少年自我伤害行为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并获得了一系列初步结果。
 
青少年自伤的分类理论及其检验
江光荣
临床心理学领域中的自我伤害行为(下文简称自伤)是指个体在没有明确自杀意图的情况下,故意、重复地改变或伤害自己的身体组织,这种行为不被社会所认可,且不具致死性或致死性较低。自伤行为与很多心理问题或精神障碍相关,并且自伤者的自杀风险远高于普通人群。自伤行为的本质是一种适应不良的应对方式,核心问题是情绪管理障碍。早期创伤经验、情绪管理障碍、冲动性和某些生物学因素被认为是影响自伤的重要因素。
青少年是自伤的高发群体,国内流行学调查发现普通初高中生中的自伤发生率超过40%。在我们前期对青少年自伤行为研究中发现这样一些现象:(1)从临床自伤案例的观察看,不同青少年的自伤有着非常不同的外在表现;(2)对自伤影响因素的研究发现,复合因素对自伤的解释力较高,而单一因素的解释力比较有限,我们怀疑原因之一是自伤群体内部可能存在不同的亚类,不同亚类背后有着不同的影响因素,使得对某一亚类群体有效的影响因素的解释力被其他亚类所稀释;(3)自伤的发展有自愈现象,青少年、青年、成年人的自伤率依次递减,多数青少年的自伤行为会随着发展的成熟而自行消失。由此,我们推断青少年自伤行为背后可能是一种内在异质的结构,自伤行为可能存在不同的类别。要解决自伤可能存在异质性的问题,需要对自伤群体进行分类研究。从临床干预的角度说,分类是提高同质性的手段,在临床实践中可以提高干预的有效性。
根据自伤发生率随年龄阶段的依次递减现象,结合青春期特殊的发展阶段,我们提出了两类自伤的理论。一类称之为发展性自伤行为,自伤的发生是外在环境压力遭遇青春期的特殊发展阶段的结果,是一种“常性危机”,随着个体步入成年、情绪和认知神经系统发展成熟,自伤将会自行消失。另一类称之为病理性自伤,是一种存在生理基础的心理病理问题,自伤的发生是由于对特定刺激(尤其是社会性刺激)有敏感性反应,由于存在生理基础,这类自伤者步入成年后更容易出现心理病理问题。该理论认为,这两类自伤可能存在差异的特征性指标包括:早期创伤经验、父母教养方式、情绪反应性、情绪调节困难、冲动性、与学业成绩和人际关系有关的社会功能、临床症状等指标。从发生率看,发展性自伤由于与青春期特殊的发展阶段有关,自伤率应明显高于病理性自伤率。
我们随后对两类自伤的理论用多种不同方法进行了检验。第一种方法是Taxometric分析法。该方法通过行为的外显测量指标,用统计方法计算外显指标背后的潜在结构是单维的连续变量,还是间断的分类变量,来确定群体中是否存在有本质差异的异质性群体,尤其适用于区分两类群体。以普通初高中、工读学校和少管所共1343名青少年为样本,该样本是包含了青少年自伤发生的所有可能性的混合样本,其中自伤者574名,占42.74%Taxometric分析法的三个不同程序(MAXEIGMAMBACL-Model)的综合结果支持青少年自伤存在两个类别的假设。
Taxometric分析法能是否存在两个本质不同的自伤类别,但无法进一步说明两组在哪些特征上存在差异,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采用了另一种潜在结构分类方法——潜在剖面图分析 (Latent Profile Analysis, LPA),进一步验证青少年自伤行为的类别假设。并且,由于LPA的分类不受类别数量的限制,其结果能够进一步辅证Taxometric的结果。以有自伤行为的574名青少年为样本,我们分别进行了两个LPA的分析,第一个采用自伤测量的17个条目,第二个采用包括自伤在内的其他特征性指标,包括:早期创伤经验、父母教养态度、父母管教方式、情绪反应性和情绪调节困难,共6个指标。两个LPA的结果均能且仅能分出两个类别,从分类准确率指标看,两个LPA结果均完全支持两个类别的假设。
为检验三种分类方法之间的一致性,对Taxometric分析法和两个LPA分析的结果求相关,三种方法分类的相关程度在0.86-0.87之间,表明三种方法有较高的分类一致性。总体来看,病理性自伤在全体自伤群体中的比例在为5%-8%之间,发展性自伤占全体自伤群体的90%以上。
根据分类理论的假设,我们对无自伤、发展性自伤和病理性自伤青少年在早期经验(病因因素)、情绪反应性和情绪调节困难(个体易感性),和焦虑、抑郁、BPD(临床症状)等几个特征性指标上进行差异性检验,结果均发现病理性自伤青少年较之发展性自伤和无自伤组有显著差异。
进一步检验分类理论提出的区分两类自伤发生的核心特征:对社会性线索的反应偏向和反应敏感性。我们采用面孔表情识别实验范式检验两类自伤组和对照组对正负性面孔表情反应的准确率、反应时,以及对中性面孔表情的反应偏向。结果显示三组被试在以上三个指标上均不存在组间差异。我们认为,这一结果一方面可能与实验范式的选取有关。面孔表情识别范式是研究BPD反应敏感性最常用的实验范式,但来自BPD的研究结果非常不一致,可能反映了该实验范式对于检验反应敏感性的测量信度存在问题。另一方面也有可能与两类群体自伤发生的核心差异的假设不成立有关。
综上所述,分类结果和自我报告的特征性指标均支持两类自伤的理论:青少年自伤行为内在结构上存在两个不同的类别,这两个类别之间不仅仅是在发生程度上的量的差异,而是存在质的不同。未来对自伤的研究与治疗应区分两类不同的自伤。但区分两类自伤发生的核心特征还有待进一步的检验。
 
 

 

 

 
(北京大学心理学系)
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及机器感知与智能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98年毕业于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获工学学士学位。2006年毕业于英国萨塞克斯大学信息学系,获哲学博士学位。2006年至2009年在英国伯明翰大学心理学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2009年入选北京大学优秀青年人才计划,并获百人计划特聘研究员职位。2012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13年起担任北京大学麦戈文脑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李晟研究员主要从事认知神经科学领域的研究,当前主要研究方向包括:(1)知觉学习与知觉决策的神经机制,包括形状与运动方向学习过程中视觉皮层与高级决策皮层的可塑性研究,从而探索学习与决策两个基本认知系统之间的交互影响;(2)奖赏等强化信号对感知觉过程的调节作用,包括奖赏信号对知觉,注意,
以及记忆过程的调节,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基本认知行为的影响;(3)高级视觉功能的机制研究,包括知觉整合,客体识别,以及自然场景的知觉等。主要研究手段包括心理物理学,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脑电(EEG),以及机器学习等计算分析方法。李晟研究员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包括 NeuronJournal of NeuroscienceCerebral CortexIEEE Transactions on Neural Networks等权威杂志。其研究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技部,教育部等多个项目支持。
 
知觉决策与学习的神经机制研究
 
知觉决策与学习是人脑认知的重要功能。在知觉决策过程中,大脑的相关神经网络对客观的外部感知信息进行整合,从而做出主观选择。同时,最近的研究证据提出,知觉学习效应与决策脑区网络相关,而非之前所认为的初级感知觉皮层可塑性。我们结合心理物理学与多模态脑成像技术(fMRIEEG),对知觉决策与知觉学习的关联及其任务相关的特性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我们通过调整形状的信噪比和旋转度,分别生成基于信号检测(signal detection)和基于规则比较(criterion comparison)的两种基于形状分类的知觉决策任务。通过训练被试完成两种不同的任务,并采集训练前后的fMRI-EEG同步记录信号,我们发现基于不同任务的学习效应对应于不同的皮层网络。在基于信号检测的任务中,学习效应既与早期(105 ms)高级视觉皮层的神经活动相关,同时也和晚期(242 ms)前额叶皮层的神经活动相关。而在基于规则比较的任务中,学习效应只与晚期(258 ms)高级视觉皮层与前额叶皮层的神经活动相关。在进一步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任务难度与不确定性同样对两种任务有不同方式的调节。在基于信号检测的任务中,任务难度对与信息累计相关的高级视觉皮层具有调节作用。在基于规则比较的任务中,这一调节作用则发生在与规则提取相关的前额叶皮层。这些结果表明,在知觉决策与学习中,大脑相应的神经网络通过自适应策略对与任务相关的知觉信息进行最优化的表征,并且通过调节前馈与反馈网络实现不同任务的有效学习。





陈楚侨
(中国科学院  心理学研究所)
 
陈楚侨,博士,心理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心理健康院重点实验室副主任。2001年于香港大学获得博士学位。2009年入选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并在终期评估中获优秀。获得2009年度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2010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医学科学部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2012年度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国科学院北京分院“2009-2010年度创新文化建设先进个人”荣誉称号,于2003年获美国NARSAD Young Investigator Award, 并于2008年和2009年分别获得Griffith Distinguished Visiting Researcher AwardSir Allen Sewell Fellowship Award等有关荣誉。现为心理研究所“心理疾患早期识别与干预”重大突破领域的学术带头人。陈楚侨研究员主要利用脑成像技术、事件相关电位、神经心理测量等多种方法研究心理疾患的病理学和神经心理机制,
 
并致力于探讨可用于心理疾患早期识别的神经生物学标记,特别是精神分裂症谱系及高危人群的内表型研究,已取得一系列创新成果。现为国际神经心理学学会亚洲区神经心理学家代表。担任三本SCI杂志Clinical RehabilitationNeuropsychological RehabilitationCognitive Neuropsychiatry的编委及国内多本核心杂志的编委。
 
转化神经心理学与认知神经科学在精神障碍中的重要作用
陈楚侨
心理学家在研究病理学和与神经认知功能相关的神经精神障碍中的重要作用。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讲座中我将介绍由神经心理学到神经科学的神经精神障碍转化医学模型、神经精神障碍的生物标志和内表型,尤其是精神分裂症谱系障碍。报告中,我将详细地阐述了临床工作人员可以通过不同的神经心理测验来评估病人的损伤、残疾和功能障碍。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刘嘉: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学士、硕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脑与认知科学系博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中科院百人计划入选者、美国富布莱特研究学者、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院长、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北师大磁共振脑成像中心主任。以通讯作者在Nature Neuroscience, Psychological Science, Current Biology, Journal of Neuroscience等期刊发表采用心理物理法、行为遗传学、磁共振脑成像和脑磁图技术等的研究文章,曾获教育部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排名1)。
主要围绕人类智能的核心认知能力展开研究。主要借助磁共振脑成像技术和分子遗传学技术,从认知发展的角度,试图理解人类众多功能特异化的认知模块(如面孔识别、空间导航、数量理解、语言加工等)的遗传基础和大脑可塑性,以及它们如何交互作用形成人类引以为傲的智能。正在开展的课题有:1)认知模块的神经网络;2)遗传和环境对该神经网络的调制;3)该神经网络的产生与发育;4)各认知模块之间的交互,以及他们与人类智能的关系。
 
身、心、脑三位一体:健康认知神经科学
 
虽然所罗门王在《箴言》中断言“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但是历史上对于身、心二者关系的主流观点却是二元论,即身体和心灵是截然分离——身体如同机器,独立于心灵而运行。二元论的传统观点至今仍主导着现代医疗实践,使得心理因素被避免考虑成为影响身体健康的一个因素,从而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被分开治疗。近些年来,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证上都开始揭示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之间的内部联系,与千年前所罗门王的智慧相呼应。例如,负性情绪和正性情绪都会对身体健康,如死亡率、发病率、疾病的严重程度等产生影响。此外,诸如神经质和A型行为模式等人格风险因素会对身体健康,如心脏病、哮喘和高血压等产生严重的后果。然而,心理构念(construct)影响身体健康的神经基础尚不清楚。进一步,身体健康与心理健康关联的一个直接推论是:情绪调节能力越高,将越有助于产生更好的身体越健康。但是情绪调节对身体健康产生影响的神经机制尚不清楚。
在本研究中,我们运用磁共振成像技术来探讨连接心灵(即情绪调节)和身体(即身体健康)的神经基础。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首先利用大样本被试,系统地研究了身体健康和情绪特质之间的关系。在建立了二者关系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验证是否更好的情绪调节能力可以通过调节杏仁核这一情绪智力和情绪处理神经环路上的核心组成部分来提高身体健康。最后,我们将提出健康认知神经科学这一全新的概念和理论模型。





 
(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心理系,北京,100048
  罗劲,现任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心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认知与学习”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副主任、中国心理学会普通与实验心理学委员会副主任、《心理科学进展》副主编等职。1987年进入河北师范大学教育系心理学专业学习,并于分别1991年和1994年获得心理专业的学士和硕士学位;1994年进入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攻读博士,1997年毕业后留所担任助理研究员,并于1999-2005年期间先后在日本电子技术综合研究所(ETL)和产业技术综合研究院(AIST)从事人类认知的脑成像研究;自2003年起任中科院心理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并曾兼任中国科学院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KLMH)主任、中科院心理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等职;2011年调入首都师大工作至今。
研究领域为创造性思维的心理和脑机制,曾在顿悟的认知神经科学原理方面做过一些开创性的工作,目前主要致力于综合利用各种行为科学和脑科学方法系统地研究和阐明顿悟和创造性思维的认知规律和原理,并将其应用于促进人们的问题解决能力与情绪调控能力。曾主持科技部863计划重点课题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5项,并参与科技部重点项目2项,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重要方向性项目3项。发表第一或责任作者的SCI论文30余篇,有关科学发现被写入国际认知心理学教科书。
 
顿悟及创造性思维的心理与脑机制
 
顿悟是一种突发的问题解决过程,是创造性思维的关键认知环节。但长期以来人们对于顿悟的心理和脑机制却一直缺乏认识,这是因为顿悟是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突发过程而且瞬间即逝,因而难以在实验室条件下被稳定地诱发和研究。近年来出现的包括谜题-催化范式(Luo & Niki, 2003)、远距离联想测验范式(Jung-Beeman et al., 2004)、知觉组块破解范式(Luo et al., 2006)以及原型-激活范式(Qiu et al., 2008)等在内的一系列“微顿悟”诱发方法,成功地解决了因顿悟事件的偶发性特点而造成的难以多次稳定重复测量的问题,使得利用脑成像技术对顿悟的脑认知过程进行解析成为可能。关于创造性顿悟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所回答的问题可以分三类:第一类是“是什么”(what)的问题,即:有哪些神经结构或脑区参与了顿悟过程,目前在顿悟中被最一致地观察到的区域是与冲突信息处理有关的前扣带回和前额叶,此外,还有参与形成新异而有效的联系的海马以及形成遥远语义联想的右前颞叶(aSTG区)等;第二类回答“为什么”的问题(why),即:认知神经科学实验究竟能在何种程度上回答心理学对顿悟问题的关心,新近的有关研究不但从脑认知科学的角度揭示了顿悟的“非线性思维”特征(即在一个思维步骤中克服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不同的困难),而且还发现了创造性顿悟中的“新颖性”和“有效性”成分可能通过程序性记忆系统和情节记忆系统分别加以处理;第三类是“怎样做”的问题(how),即:认知神经科学研究对于我们在现实场景中促进顿悟和创造性思维有什么样的指导和启示,在这个方面,顿悟的原型-激活范式揭示了创造性思维模式的“可习得性”以及楔前叶在其中的作用;而在顿悟组块破解中对负责常规知觉信息加工和“自上而下”的控制的脑区的活动状况的分析则提示了“少动脑,多创造”的创造性思维产生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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